Chapter2 (第2/3页)

，日本国民在海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.3%。其中电信诈骗占38%，绑架及非法拘禁占22%，毒品相关犯罪占19%。破案率…如果算上国际合作部分，不足12%。”

    她在手套上点了点：“换句话说，每十个在海外受害的日本人，只有一个人能等到结果。剩下九个人，要么认栽，要么等死。”

    有人倒吸一口冷气。渡边的表情有点僵硬。

    “第二，原因。”第二根手指竖起，“不是日本警方不努力，不是外交官不尽责。我认为根本原因是：犯罪已经全球化了，执法还在用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框架。一个诈骗电话从菲律宾打到日本，钱经过香港、新加坡、开曼群岛洗白，最后流入迪拜的某个账户，这个过程中，日本警方需要向四个司法管辖区申请协作，平均耗时六到十八个月。而骗子只需要四十八小时。”

    她停顿，扫视一圈：“等文件批下来，钱早就不见踪影。”尚衡隶轻笑了一下，“受害者的抑郁症都该复诊三次了。”

    森川议员端起水杯，嘴角扬起很淡的弧度。

    “第三，方案。”第三根手指，“建立亚洲版的情报与行动快速反应机制。不叫‘亚洲刑警’，太敏感。叫‘跨国犯罪防治合作协调办公室’，放在内阁府下面，由外务省、警察厅、金融厅派人常驻。核心功能两个：一是情报实时共享平台，二是成立联合调查组，遇到重大案件时，由相关国家派员组成临时团队，共享调查权，跳过外交程序。”

    她说完，收回手，靠回椅背。

    沉默持续了大概十秒。

    然后滨田会长开口了，声音低沉沙哑：“共享调查权。意思是，中国或韩国的警察，可以在日本境内执法？”

    “在特定案件、特定程序下，可以。”尚衡隶看着他，“反过来也一样。日本警察在追查涉及本国国民的案件时，也可以在合作国境内展开调查，当然，需要当地警方陪同，并遵守当地法律。”

    “做梦。”坐在渡边旁边的一个男人冷哼。

    男人五十多岁，微胖，名牌上写着“警察厅·刑事局·竹内”。“让外国警察在日本执法？国民不会接受，我们也不会同意。”

    “竹内课长，”尚衡隶转向他，语气平静，“去年三月，大阪一起连环诈骗案，主犯逃往马来西亚。日本警方花了十一个月才把他引渡回来。其中八个月用在文件往来和司法协调上。这八个月里，你猜猜怎么着，主犯在吉隆坡买了套公寓，用骗来的钱还生了第二个孩子，与受害者的家破人亡一对比…简直是讽刺呢。”

    竹内的脸涨红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是在指责谁。”尚衡隶继续说，“我是在说现实。现实就是，现有的系统在保护罪犯，而不是国民。如果改变系统太困难，那至少我们得给系统打几个补丁。”

    “尚教授的建议很大胆。”渡边插话，试图缓和气氛，“但实际cao作层面……”

    “实际cao作层面，欧洲刑警组织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。”尚衡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，推到桌子中央，“这是欧盟内部跨境执法的数据。在引入联合调查组机制后，重大跨国犯罪的破案时间平均缩短了62%，追赃率提高了三倍。当然，他们也有问题，比如官僚主义、语言障碍、各国法律冲突。但这些是可以解决的，只要想解决就一定能做下去。”

    她看着渡边：“问题是，日本到底想不想解决？是想要一个真正能保护国民的系统，还是想要一个看起来在努力、但实际上谁都不得罪的姿态？”

    森川议员轻笑一声，十分玩味得看着会议室里几乎凝固的气氛。

    滨田会长盯着那张数据表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节奏很慢，像在数什么。

    “尚教授，”他终于又开口，“你刚才提到绑架案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经手过这类案子吗？”

    尚衡隶停顿了一瞬。